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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這三年——訪履新千日的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

內容摘要:2015年大年初一早上,上博新館長楊志剛(左)率工作人員迎候觀眾,向第一批進入大廳的參觀者拜年並贈送新年小禮物。

關鍵詞:復旦大學;上海博物館;國際化

作者簡介:

■首席記者 郭泉真

這次采訪,有點硬著頭皮去,到最後也有點硬著心腸聽。

硬著頭皮去,是因為頭一次對采訪對象這麼不瞭解,亦難再多瞭解。

他2014年12月到任上海博物館“新掌門”之前,52年人生心路,幾無一篇公開報道可尋。想找人側面采訪,起先也不知問誰。

硬著心腸聽,是因這位“2017年全球最忙碌博物館”的館長,談到最後嗓音已疲。

那天傍晚采訪之前,他行程滿滿又見縫插針,中午趕去與越洋而來的芝加哥同行交流。

約他采訪,16年前記得他傢電話號碼一撥就通。

2002年,因采寫北京十三陵大修登門求教時,他的身份是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輕教師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給他發工作電子郵件,楊老師往往都神速“秒回”,可見他的辦公節奏和“在場”時間。

2008年,他被調任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很快業績斐然,時任分管副校長林尚立稱為“歷史性突破”。

高校文科重大課題立項,全國每年不過幾十個,復旦往年通常就幾個。他那時突破到十幾個。

而且還不止一次。這個紀錄,之前未有,至今難再。

所以一位曾經的復旦校辦人員印象深刻:那年全校團拜會,罕見地請瞭這位處長上臺發言。

按慣例,一年一度的這個會,向來是請三位教授,以教職人員身份,分別代表文、理(工)、醫三科致辭。這一次他以管理人員身份,代表文科上臺。

他被調任上博前,上級組織部門曾認真聽取復旦教職員工等各方意見,約談人數之廣泛、之深入,亦慎重得令人難忘。

他坦言,自己從留校任教,到成為系主任,再到成為校文科科研處處長,後又接任葛兆光先生,在2013年成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這一路走來,雖也一直是被調任,但到上博,自己還是“有點意外”。

他笑道,12歲因樓道大字報,而好奇於歷史至今,這一路走來,又似都在為上博此行做準備。

於是便從來路說起。

復旦前傳

那是1974年,當時正“批林批孔”“評法批儒”。

小東門附近他傢中樓道裡,拾級而上,大字報鋪天蓋地,四面墻壁貼滿。12歲的楊志剛正是求知若渴少年時,對批誰評誰懵懂無感,倒是“法傢”“儒傢”“孔子”“周公”這些高頻字眼,人物故事,讓“歷史”如命運的種子,鳥銜風吹而落,落入他的心田。

1980年,他如願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讀完本科,又讀碩士,後再博士。

歲月無心,而柳自成蔭。

采訪前,為側面瞭解找到兩位他的前同事,都對楊老師的工作之投入、業績、作風,印象深刻;都很熟悉他在很長時間裡,一直騎著輛“老坦克”到復旦上下班,連車型是28寸都脫口而出;卻唯獨,對他個人傢世一無所知,“他平時和我們在一起,談的都是工作”。

大傢隻是從他的溫和有禮,推測這位有點神秘的好領導,想來是傢風使然。

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學期間從周谷城先生等諸多師長身上,所受到的潛移默化。

“復旦文科大師非常多,僅僅歷史學科就很多。”攻讀碩士時,他的具體指導老師是朱維錚先生,當時的招生導師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歷史系兼職教授方行;攻讀博士時,他的具體指導老師是吳浩坤先生,當時博士點的導師楊寬先生已長期定居美國。“楊寬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的好幾個專門領域進行瞭深入系統的研究,得出一些很瞭不起的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他的全集,第一輯就多達滿滿一箱子。在系統性上,楊寬超過復旦歷史系的很多老先生。朱維錚先生的特點是非常敏銳,極深刻,他是看透瞭,講透瞭。吳浩坤先生則非常紮實,從史料入手,他也是復旦文博系的創始人、首任系主任,為人非常平和,非常低調。”

楊志剛至今感念:不僅做學問受到台中包通馬桶熏陶,做人也都有影響。

而溫和的楊志剛,也有人如其名、其志如剛的一面。

他的碩士論文研究宋代傢禮制度,博士論文研究先秦禮文化,隨後擴展而成在全國率先的專著 《中國禮儀制度研究》。

二十世紀的百年中國,在世紀之初的五四運動控訴“禮教吃人”點醒世人之後,在世紀中葉一度鋪天蓋地的“批克己復禮”“打倒孔傢店”之後,在即將走入新世紀的最後時段,他以鮮有人至的完整研究,破題中國“禮文化”。

日本著名漢學傢吾妻重二教授在其專著中評價稱:“楊志剛的研究通過禮學及禮制對儒教儀禮的發展進行瞭通史性的考察,是一部為數不多的可稱作‘中國儀禮史’的著作。”

“我覺得自己想明白瞭。”在楊志剛看來,“怎麼把握傳統與現代?”這個近現代中國人的重要課題,一百年來限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好好解決掉。被迫開放導致先天局限,五四運動背景下成長的一代,在精華與糟粕之間難以跳出歷史的限定。一百年後,“文化自信”,也正是又到瞭一個很重要的新時代節點。

他從史料研究中睜開眼睛,認定傳統的東西是不可全然拋棄的,中國古文化達到這麼高的高度是有其道理的,裡面有好的東西,有正能量,有今後用得著的資源台中抽水肥推薦……“想明白瞭。”於是堅定而無畏。

1993年,年輕教師楊志剛便在是年第3期復旦學報發文:《禮與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而促使他思考這個命題的,是在學報發文之前,那些年的“時代之問”。

“做一個人文學者,一定要有對時代、民族、國傢的關懷。如果有,肯定會很關註外部世界的變化。因為這些變化,最後怎麼回應,會體現在學術成果裡。

“這當然不是指隨風飄萍一味逐變那種,而是人文研究一個基本的立場,這是需要的。

“研究歷史的,像王國維、陳寅恪,都對時代性的變化非常敏感。越是大傢,越是如此。

“書齋,和外部世界是相通的。”

進入中學就喜歡上瞭文史的楊志剛,從中學起長期保持著一個習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這四張報紙,必看。

所以文博系那位青年教師印象最深的,正是“楊老師談學術,總有很多新的視角、新的外界信息,他對外面世界的變化很敏感、情況很熟悉”。

這種“不局限”,源於周谷城先生主張的“博大精深”,不囿於一個很窄的領域。

這種“通達”,也源於朱維錚先生強調的“通貫”,註重一個大的背景、時間線索。

所以通常會問“你做歷史是做哪一段”,而在楊志剛這裡,不是如此。

他留校任教後,開瞭一門持續很長時間、一度是文史哲本科生必選,也是文博專業必修的“文化人類學”課程,目的是要從自己原先所治的思想史,拓展到社會。“思想史容易過度局限於觀念,文化人類學對社會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對學問精進很有益處。”

從觀念的,到社會的,再到物質的(文物博物館),從而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系統,最後從博物館學的研究層面,直接進入上博實務操作。

所以楊志剛笑言,回看自己一路走來,似乎也是為上博之行做準備。

這種“不局限”“通達”,還受到一些外國漢學傢的影響。

在復旦求學時,許多國內外的一流學者,如李學勤、龐樸、李澤厚,還有杜維明、魏斐德,都來上過課、開講座、做交流。大約1985年,魏斐德來復旦時的一次小范圍座談,一個思想對楊志剛影響很大。

“他當時講東西方文化思想比較,從文化發展對一個國傢一個地區的巨大作用,講到‘方向’是重要的;而這方向,似有一個switch(交換機),是可以加以轉變的;就像火車軌道上的扳道,一扳,火車就往另一個方向走瞭。”

2013年接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的就職會上,楊志剛就講到這個觀點:我們做學問,一方面為學問而學問,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時代對學問的影響; 我們處在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這代人,怎麼找到這個“接榫”的地方,這是我們應該關心的。

這裡說的“接榫”,就是魏斐德說的“switch”。

這種“接榫”,當然不是簡單拼接,而是在研究過程中,放進這種時代關懷。

如此,就能理解精研隋唐制度、寫下皇皇巨著的陳寅恪,為什麼要研究柳如是。

學術,一方面是清理過去,一方面也是建設當下。

所以楊志剛由衷覺得,能在上博有一段直接操作的實際經歷,“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雖然,他早先的人生安排,是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期盼在相對安靜的環境裡把自己的事做好。

然而從接替蔡達峰教授擔任文博系系主任開始,他一連串的“跨界之旅”就開始瞭。

本想隻做一屆,一屆三年,可拖到第四年大傢還是把票投給瞭他,就此一做八年。

2000年被正式任命為文博系系主任,大約一兩年後,復旦大學年末考核開展全校各院系之間的評比,第一次的第一名,是文博系。教學、科研,都是第一。

而此時的文博系,和成熟院系比,還處於創業階段。很多課程都還依賴外面的力量:博物館、兄弟院校以及本校歷史系師資。

楊志剛下力氣抓課程建設和隊伍建設,慢慢有瞭成體系的從本科到碩士生、博士生的基本課程,且都是自己的老師任課。

同時,抓學科發展。一方面爭取科研項目。一方面在學校支持下,申報對學科發展至為重要的博士點,雖然非常艱難,但終於在2002年闖關成功。2003年,在復旦自設博士點時,又申報成功第二個。

同時,理順管理架構,做大系科規模和體量。教務員、教學秘書等不再依附歷史系。招生有瞭單獨編號。教學辦公場所不斷增擴。

同時,爭取辦學資源,建立開放平臺。復旦文博系從1984年起,和國傢文物局合辦瞭18屆的全國文博幹部培訓班,被一些人士稱為中國文博界的“黃埔軍校”,後來陜西三大館(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秦兵馬俑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館長,都出於此“黃埔軍校”第一期。2004年,經過申報,全國省級文物局局長培訓班、全國省級博物館館長培訓班,落在瞭復旦文博系。又從教育部爭取到數字化博物館立項,2005年復旦百年校慶時,為學校委托代管的復旦大學博物館,新建成“於右任書法陳列館”,館名為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傢寶所題。

……

共同走過的人,說起他那些年都是一個字:“忙”。

及至2008年被調任文科科研處後,又何以能爭取到前所未有的立項數?

楊志剛說來都很實在:我對文科的基本情況比較瞭解,對核心、骨幹科研力量瞭解比較清楚,容易對接,路由器效應更順暢;申報前的“排兵佈陣”非常重要,就借助專傢力量一起研討;通過專傢委員會,發揮教授治學的作用,有些決策就比較讓人信服。

而楊志剛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有一次教育部的重大課題立項,復旦初選入圍瞭6個,6個課題組赴京面試當場匯報,結果卻是顆粒無收。“唉呀!當時我和葛洪波副處長一起去的,從匯報場地到北京機場,這一路上,兩個人相對無語。所以也不是都順的。”

本也想就做一任,三年後也提出過。

一直到2013年上半年,學校才將楊志剛調至文史研究院任院長。再一年半後轉上博。

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現場演講,他的開場白風趣而赤忱:“此刻我站在這裡,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年前文史研究院的揭牌典禮,記得那是在光華樓二樓的大報告廳,當時我是帶著興奮,也帶著一點‘隔岸觀火’的散淡,沒料想六年後這把火把我給‘燒’上瞭。剛才楊校長和葛老師跟我握手的那一刻,我感覺到一股巨大的能量傳遞給我,我是徹底地被點燃瞭。如果現在是在3D或者4D影院,大傢借著眼鏡一定看到我正在燃燒。”

回看每一次調任,都和到上博一樣,“有點意外”,但這“不是個人的事情。組織上定瞭,就沒有理由不把事情幹好”。

雖然,剛到上博,先是幹部熱忱直言,再是員工直言以告。



一般家庭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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